一九四五年十月，广东中山县前山边境。159师师长刘绍武站在临时指挥所内，用望远镜观察澳门半岛。远处是葡澳当局的行政中心，近处是他麾下部队的炮兵阵地。
“夜间演习开始！”命令下达后，炮弹呼啸声划破宁静的夜空，澳门城内顿时灯火通明，陷入紧张气氛中。
与此同时，在香港边境，13军89师官兵列队开进九龙。当地市民簇拥在道路两旁，有人燃放鞭炮，有老人目睹此景泣不成声——这是中国正规军百年来首次踏上这片土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张发奎立即命令13军集结于广九铁路沿线，新1军推进至宝安地区，对香港形成夹击之势。
历史机遇：二战胜利带来的窗口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作为战胜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根据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所有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及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都应向蒋介石投降。
展开剩余87%香港位于北纬16度以北，且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战区的广州作战区。这意味着驻港日军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中国收回香港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当时，外交部欧洲司仅用十天就拟定了《关于收回澳门的方案》。文件详尽阐明了澳门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四种可能对策：无条件收回、进行划界、共享管治权或公民投票决定归属。
国民党《中央日报》也于九月二十三日发表署名长文《我应收回澳门之由》，为收回港澳大造舆论。抗战胜利带来的民族自信心，转化为收复失地的强大动力。
抗战结束后的澳门
张发奎作为粤军元老，身经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是当时华南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他麾下的第二方面军十余万将士，实际控制着广州、宝安、珠海等战略要地。历史将张发奎推到了这场收复失地行动的最前沿。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张发奎下达了双线行动的军事命令。对澳门方向，他指示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和159师师长刘绍武“利用民情，准备采取收澳行动”。
刘绍武下令该师陈庆斌团及师直属炮兵一营屯集前山边境，对澳门实行武装封锁和禁运。他们在夜间举行军事演习，炮声震撼着澳门半岛，给葡澳当局造成极大心理压力。
刘绍武
澳门顿时陷入混乱，物价飞涨，居民开始外逃。澳葡当局不得不向英国求援，同时致函广州行营表示愿意妥协：承诺驱逐所有在澳日本人并交由中国处理，允许中国军民自由出入澳门，允许中国党团在澳公开活动等。
香港方向的军事部署更为复杂。张发奎命令13军从广西苍梧地区南下，以主力配置于广九铁路沿线，一部分推进香港，监视日军及受降。
8月30日，张发奎又派孙立人为广州、香港、九龙受降官，令13军协助新1军接收香港、九龙。
张发奎
英国匆忙派出特遣舰队，于8月25日驶抵香港以南中国担杆列岛海面。9月1日，英军司令官夏悫宣布成立香港临时军政府。
面对这一情况，张发奎采取“围而不打”策略：89师不仅接管防务，更与英军形成微妙制衡。中国士兵打伤英军、鸣枪示威的事件时有发生，却始终未突破战争临界点。
国际博弈：大国利益碾压地区正义
在这场收复港澳的较量中，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大英帝国虽赢得战争却元气大伤，美国凭借强大工业实力跃升为超级大国。
二战英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曾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之成为国际自由港。但丘吉尔坚决拒绝：“我当国王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解体！”。
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策发生逆转。杜鲁门总统在欧洲需要英国支持以对抗苏联，因此在香港问题上转向支持英国。杜鲁门通知麦克阿瑟：“为了更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
1945年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强烈要求修改受降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杜鲁门同意了英国的要求，一改罗斯福时期的政策。
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
与此同时，葡萄牙当局也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求助。葡方意识到单凭自身力量无法维持澳门殖民统治，迫切希望英国出面干预。
蒋介石政府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想借抗战胜利收复失地，赢得民心；另一方面急需美英支持准备内战。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的外交努力举步维艰。
一九四五年十月，华盛顿白宫。杜鲁门总统听取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汇报，欧洲地图铺在办公桌上。当谈到香港问题时，总统的手指在欧洲板块上轻轻敲击——那里，美苏对峙的铁幕正在落下。
杜鲁门
英国首相艾德礼的交易筹码打动了美国人：以支持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为条件，换取在香港问题上的支持。国际政治的冷酷逻辑，瞬间逆转了中国军队在香港的有利态势。
与此同时，国内战局急转直下。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东北战场硝烟弥漫，蒋介石急需美国军援维持内战。杜鲁门政府抓住这个软肋，以停止援助相要挟。
面对“剿共”与“收港”的艰难抉择，南京当局最终选择了妥协。一纸公文写道：“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曾经屯集边境的十万雄师被迫北调，消失在东北的雪原中。
老蒋误国
澳门方向的成果同样昙花一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广州行营按照南京政府指示，撤除了前山边境的武装封锁。刘绍武等将领对此愤懑不已，却只能服从命令。
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刘绍武仍率武装警卫连进入澳门示威。澳门同胞万余人涌向边境热烈欢迎。刘绍武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慷慨陈词：“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迅速收回，才可符合同胞之愿望。”但这已是强弩之末。
历史回望：从“铁军”遗憾到“一国两制”成功
一九四九年深秋，已解甲归田的张发奎在香港寓所翻阅报纸，看到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消息时，不禁想起四年前那个收复港澳的绝佳时机。历史学者后来评价，1945年秋确实是收复港澳的窗口期。
未逢明主的张发奎
当时中国军队在珠三角拥有绝对军事优势，英国国力空虚，国际舆论同情战胜国。但没有强大海空军支撑的外交，终究是沙滩楼阁。
张发奎曾在给重庆的电报中自信表示：“一个师完全可以收复香港，一个营能够收复澳门。”但他低估了大国博弈的复杂性，高估了蒋介石政府收复失地的决心。
港澳回归的历史任务最终由新中国完成。一九八七年，中葡两国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主权。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那一刻，仿佛回应着一九四五年九龙街头香港民众的期盼眼神。
回顾这段历史，一位老战士感慨道：“当年我们能打下城池，可没自己的海军和空军，谈领土不过是纸上说说罢了。”
当年被迫北调的十万精锐，后来多数倒在国共内战的战场上。而港澳的回归最终依靠的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和国际地位的质的飞跃。
中国与英国商讨香港回归方案
一位曾参与封锁澳门行动的老兵晚年接受采访时说：“历史总会在某个转角处给人机会，但只有准备充分的人才能抓住。1945年我们抓住了，却又不得不放手。”这段尘封的往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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